当前，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而其中拉动消费需求的措施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本文即是着眼于消费需求，通过对城镇住户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特点，探讨对提高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有可行性的措施。

　　收入增长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居民消费的增长取决于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弗里德曼(1957)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与持久收入的关系（除了变量的误差）是恒定的。居民消费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是根据长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作出消费决策的。因此，可支配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是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和保证。表1显示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支变动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消费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1998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均有大幅度增长，绝对水平有很大提高。2007年人均收支绝对数比1998年分别增长254.1%和230.8%。二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与其收入增长率呈典型的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1998-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总体相关系数为0.999，回归系数是0.662，二者是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收入增长必然会带动消费的增加，收入增加1元，就会有0.662元用于消费。这说明从总体看，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收入水平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平均消费倾向是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率，代表了某一收入水平上的居民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平均消费倾向越低，反映居民基本日常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越低，其在现有收入水平上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消费空间越大。从图1看出，随着收入的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意味着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我国城镇居民可用于消费的节余购买力增加，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有较大提高。 
　　但分不同收入群体看，居民的消费能力受收入水平的制约相当明显。表2显示尤其是最低10%收入群体，近6年的平均消费倾向均接近于1，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收支几乎相抵，在缺乏新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难以形成有效的消费能力。而中间20%和最高10%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稳中有降，说明这部分人群可进一步挖掘的消费空间逐步扩大，可释放的消费能力有所增强。

　　消费意愿是决定城镇居民未来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边际消费倾向指的是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比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比如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59，说明2006年全国范围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平均将有0.59元用于消费性支出。 
　　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易受短期经济形势影响，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从2008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预计2008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仅有0.56，为1998年来的最低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及近期国内经济疲软对城镇居民收入预期产生影响，导致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大幅降低，居民的消费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受挫。进一步分析发现： 
　　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表现强烈，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快速降低。将城镇居民按可支配收入高低分组后，对其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发现，最低10%收入组的消费意愿表现强烈，基本体现了“量入为出”的特点。中间20%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2005-2008年间有较大的上下波动，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对预期收入增长判断受短期经济形势变化影响较大。近几年经济形势由热转冷，城镇居民的中等收入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而导致消费意愿的剧烈波动。而最高10%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表现出逐步降低的态势，从2006年的0.60下降至2007年的0.47，预计2008年边际消费倾向将进一步下降至0.45。 
　　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呈阶梯型分布。消费意愿的高低不仅由收入决定，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城乡、地区的巨大差异，如基础公共设施、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造成了居民消费意愿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阶梯型分布。 
　　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的结果说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刚性消费支出为2210.6元，边际消费倾向为0.582，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收入水平相同时，西部、东北地区的城镇居民将比东部地区少消费304.3元和503元；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最低，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比东部地区少692.3元。 
　　由此可见，居民消费意愿的高低受消费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制约。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东北、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因此，为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需要从改善区域消费环境和消费模式入手，尤其是人口稠密、消费低靡的中部和东北地区。

　　消费结构的内部优化是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备条件 
　　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商品支出呈现刚性增长态势。纵观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内部各项支出数据，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商品支出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也基本保持稳定。如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大致保持在35.8%至37.7%之间。衣着支出的比重变化更小，大致在9.6%至10.4%之间。从平均增速看，食品、衣着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基本一致。2003-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而食品与衣着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1%和11.2%，与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速基本吻合，也说明了这两类支出在消费性支出中的基础地位和稳定性。可以说，城镇范围内，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商品支出与居民总体消费支出的增长基本保持同步增长，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城镇消费需求。 
　　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速偏低，占消费性支出比重近两年快速下降。服务性消费支出指用于居民家庭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服务费用，它是反映居民消费预期的重要指标。当人们预期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会增加服务性消费支出；反之则压缩服务性消费支出。2002-2008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呈现“先扬后抑”的趋势。2002-2006年，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从27.4%稳步上升至28.1%。但从2007年开始，比重快速下降至26.7%，甚至低于2002年的水平，反映出城镇居民近期对经济形势预期不佳。同时，与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速相比，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明显偏低。2003-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3%，比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速低0.5个百分点，比商品性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低0.6个百分点。 
　　不同收入群体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发展趋势差异明显。尽管从近两年的总体数据来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对2005-2008年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进行分析后发现，各年度均呈现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提高的趋势。2005年，最高10%收入组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为31.8%，高出最低10%收入组8.6个百分点；2008年两组的比重差距继续扩大，达到了9.9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高低收入群体在服务性消费支出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渐拉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收入水平的上升能带动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长。 
　　同样地，年平均增长率也显示出收入对服务性消费支出水平发展的影响。2003-2008年，最低10%收入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仅有9.1%，而最高10%收入组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3.0%，高出最低10%收入组3.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坚力量的中间20%收入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疲软，年均增长率仅有9.9%，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速0.4个百分点，大大影响了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总体增长水平。

　　购房建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双重影响 
　　购房建房行为直接促进了住房装修支出的增长和家庭设备用品的更新，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起拉动作用。由于住宅兼有投资和消费两种属性，在城镇住户调查中，购房建房支出不属于居民的消费支出，而是家庭总支出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城镇居民的购房建房行为直接促进了住房装修支出的增长和家庭设备用品的更新和购买，对消费支出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2003-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表明，有购房建房行为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比没有购房建房行为的居民家庭约高50%-70%。 
　　购房建房行为对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住房装潢支出及家庭设备用品的购买和更新上。购房建房支出带动自身非消费性支出上涨的同时，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 
　　购房建房支出上涨过快对居民预期消费支出有抑制作用。2006年以来，全国房价节节攀升，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两极分化。高房价一方面刺激了高收入群体的投资、投机购房热情，反过来又提高了购房、建房的进入门槛，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自住性购房需求。高房价导致的居民购买群体的收缩在数据上直接表现为购房户数量的下降。2002-2007年，有购房建房行为的调查户数占调查户总数的比重已从3.3%下降到了2.0%，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居民总体购买力的下降，使得购房建房行为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减少。 
　　此外，购房建房支出对消费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挤压效应明显。从2002-2007年，消费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76.4%下降至72.7%。人均购房建房支出的增速与消费性支出的增速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购房建房支出快速增长时，居民会压缩本家庭的消费性支出以应对相对刚性的购房建房支出，导致消费性支出的增速放缓。2003年与2006年，人均购房建房支出增速均超过25%，当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增速均在10%以下。而在购房建房支出增速明显下降的2005年与2007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均获得了较快增长。

　　政策性建议 
　　确保城镇居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调整关系。拉动内需的根源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才能拉动并维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加强收入结构性调控，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是消费意愿最为强烈的群体，但收入来源的缺乏限制了该群体将消费意愿转化为购买力。要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就必须着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宽他们的收入增长机制和手段。为此，应积极利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强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时的结构性调控，对低收入群体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 
　　健全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释放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性支出保持稳健增长的中坚力量，但近年来医疗、教育等成本不断上涨已经对中等收入群体造成了极大压力，突出表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意愿降低、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速放缓等各方面。为此，国家应该大力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力度，以解决城镇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 
　　优化消费支出结构，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过程。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应加快服务业产业的提升和改造，积极拓宽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居民消费热点，创造一个良好诚信的服务性消费环境。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等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改善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实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城镇居民的购房建房行为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起直接拉动作用，但高房价带来的购房支出成本的过快上涨同时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因此，国家应切实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采取诸如开征物业税等政策手段促使高房价快速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避免房价缓慢回落对居民消费心理的反向抑制作用，扩大城镇居民的自住性购房需求，发挥好房地产业对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加大发展滞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我国的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显著，造成了居民消费意愿及消费内容和结构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阶梯性分布。东北和中部地区人口稠密而消费表现低迷，提高这些地区的商业设施分布及配套环境、促进消费内容和结构的升级，可以挖掘当地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大大激发居民隐藏的消费潜力。为此，国家应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增加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为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创造更好的空间与对象。